除了监狱以外，魔都还有20个集中营。
一些著名外商，如道奇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魔都股票交易所总裁海伊默、魔都花旗银行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经理等，都曾被关入大桥集中营。
美国人鲍威尔，担任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主编，因披露日本罪行，也被日军抓捕了。
鲍威尔进集中营的第一天，牢房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幸好，一位认出他的朋友，把他拉到了一处地方。朋友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站的地方刚死了一位朝鲜人。日本人的刀刺进朝鲜人的腿，血流不止，朝鲜人得了败血症死去。
当时的集中营有15间牢房。一面可进出，用直径6英寸的木棍做成栅栏。鲍威尔在5号牢房里，天天数着这些木棍。他们白天盘腿坐着不能休息，头必须低下，面朝东京方向。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如果有人敢反抗，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美国海军“威克号”舰长雷诺回忆，有一位怀孕7个月的漂亮俄国少妇，被看守发现藏了字条。日本看守勃然大怒，下令牢房里的人，包括少妇在内，全部tuō_guāng衣服，站到天井里。寒风中站了半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大声嘲笑俄妇，她面无表情，昂首而立。不久后，她忽然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结局。
外国在押人员受不了集中营的伙食，拿自己的米饭与牢房里的中国孩子交易，换得每天帮自己在衣服里抓虱子。集中营外的亲朋，时不时会给集中营里的侨民寄来食物，但只有三明治能勉强抵达收件人处，其他肉罐头等都进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难，远远不止于此。牢房里的虱子和害虫难以计数；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大部分囚犯都病了，其中几位奄奄一息；每个人都可能得流行病，比如斑疹伤寒，一度在集中营里传染……
每日每夜都有倒霉的中国人被带到审讯室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楼下的犯人都能听见他们惨叫和呻吟。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
一位中国男子带着3岁的儿子被关进来。小男孩彻夜哭泣，整个大桥监狱都能听到。几天后，他们不见了。
有一个中国人抽烟，被看守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还得了脚气病。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他很快死去。
还有一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钱，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用木棍打脸。1、2、3……
集中营里的老外们在心里默数，打到第85棍，叫喊声停止。
集中营里，刹那平静。
后来，日本曾经的“盟友”意大利，由于墨索里尼投降，倒向英美，同样惹火了日本。在魔都，意大利人也遭到逮捕，被关入罗别根路的意大利集中营。
不同国籍的难友们，都在日军的刺刀、高墙和铁丝网下，屈辱挣扎。
历史沉默着，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等待打捞。
秦笛的耳朵能够听见周围十里内的风吹草动，每天听那些人的哀嚎，渐渐的他也吃不消了！
他需要孤身救人吗？
被关押的人太多了，如果强行求助，势必引起局势的变化，那不符合凤凰涅槃的计划！
所以他和晏雪干脆离开了魔都，前往河南救助受灾的百姓。
1941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了大饥荒。
由于日本入侵的战乱，花园口决堤，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泛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1941年底出现干旱，夏季后便滴雨不下一直到1943年春，导致大面积粮食减产和绝收。1942年秋天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导致粮食绝收。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时，河南当地驻军和河南省政府向清先生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灾情报告，使清先生对灾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和遭遇日军轰炸而死者无数，而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再加上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算上停靠时间，从洛阳到三门峡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的景象惨不忍睹。
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灾害对河南民众造成的伤害。政府曾三次拨发急赈款，但对于大量的灾民而言等于杯水车薪。
为此，秦笛召集秦氏粮行的人，调集了一批粮食赈灾。
但因为日军的侵略，秦氏粮行在河南一带并没有多少储备粮，所以他只能将纳虚葫芦里收藏的十万吨粮食取出来，在灾民逃亡的路上设置一个个粥棚。
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300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
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